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诸葛亮何以要罢黜投怀送抱的李严

本文发表于2022-01-21 01:11:31 最后修改于2022-01-21 01:11:310人浏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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诸葛亮何以要罢黜投怀送抱的李严

  李严字正方,后改名李平,荆州南阳人,蜀汉政权中,这是位文韬武略均属麟角的人物。

  刘备入川后,担心受益州豪强势力胁迫,当然要重用涿郡籍和荆州籍官员。但是又不能过于冷落益州籍地方势力。除使用许靖、吴壹等之外,更需要以与益州籍关系较深的其他籍人物作纽带。李严与法正一样,正是刘备所需要的这类人物,以便软化益州士族对外来者的排斥情绪。李严原籍荆州南阳,本该属于荆州籍,但到益州已有十一年之久,同益州士族的渊源关系亦颇深厚;加之才干又十分突出,在益州上下很有威望,是典型的准益州籍,在荆州籍与益州籍之间,是典型的三氧化二铝,见酸显碱性,见碱显酸性,或此或彼都能化合,故需加延揽。李严投奔刘备后,先任命为裨将军,后升任独当一面的犍为太守,兴业将军;后以军功政绩迁升辅汉将军,尚书令。

  刘备主蜀时,考虑到复杂的派系关系,所以将政权搞成三驾车,以涿郡籍将领驾辕驻守要地,以荆州籍左骖辅助政理,以益州籍右骖分辅军事及政务,刘备不仅是乘者还是御者。永安宫托孤时候,

  从人事安排看,仍然是三驾马车的构想。所不同的是,情势已发生很大变化,涿郡籍的“铁哥们儿”关羽、张飞、刘封、糜竹等已经作古,跟随入川的人员也逐渐凋零,儿子刘禅又是可为乘者却无能力成为御者的角色,所以将原先的三匹马卸下来重新换套,改由荆州籍驾辕,益州籍左骖,涿郡籍右骖,所以定下了“托孤于诸葛亮,李严为副”的格局(益州籍代表人物法正在之前已经物故)。

  李严成了蜀汉政权的兵马大元帅,掌握了最为重要的军权,并从外部对荆州籍实施监督。军政分理后,涿郡籍刘琰、魏延、赵云等居右侧平衡力量。即是说,由诸葛亮、李严共同协助刘禅担任御者。

  在诸葛亮眼中,李严早期叛变刘璋投奔刘备乃是不忠,前期的托孤身份对自己有着严重威胁,之后请求分出东边五郡设置巴州,由他出任刺史乃是分庭抗礼,再之后曲意逢迎更是滥行。诸葛亮既然想做皇帝,当然把李严视为最大障碍,又视之为极其奸险的佞臣,所以必欲除之而后快。但是李严手握军权且羽翼丰满,不是一句话就可以搬掉的,得一步步逐渐实施。

  为了达到拔除李严的目的,诸葛亮采取了三个手段。

  其一,夺取军权。公元223年,诸葛亮被封为武乡侯,开府治事,不久又担任了益州牧。蜀汉政权仅局限于益州,益州牧就是无冕皇帝;更加之开府治事,“政事无巨细,威决于亮”就成为必然。皇帝得有军权支撑,否则便流于傀儡以至于死囚。诸葛亮当然心知肚明,所以他必须掌兵。南中“叛乱”发生后,按常规,由李严领兵镇压最为合适:他是兵马大元帅,职责是当;他有卓越的军事才能,有多次取胜和以少胜多的经验;叛乱发生在南方,距巴州较近,从这里出兵省时省力,但是诸葛亮借口“诸将才不及已,意欲必往”(见《三国志·王连传》)。当王连劝阻他“不宜以一国之望冒险而行”时,诸葛亮确曾动摇了,故“停留者久之”(即久久不出兵)。宁可不讨伐“叛乱”让其坐大,也不让李严出兵,显然是出于一已私利的原因。在踌蹰了近三年之后,诸葛亮终于做出了亲自领兵的决断,遂将军权收揽于己。当年秋南征回来,再没有还权于李严;移驻汉中准备“北伐”时,遂调李严到江州;再之后,命其率二万人入驻汉中,做了“北伐”军的后勤部长。

  其二,虚衔抚慰。为了麻痹李严,诸葛亮在爵位上给了他很多甜头:公元223年封其为都乡侯、假节、加光禄勋,公元226年又封为前将军。然而此时前将军只是虚衔,不能同关羽的前将军相提并论。而且,又封魏延为征西大将军、南郑侯(属县侯,高于乡侯一个等级)、凉州刺史等,这虽然也是虚衔虚职, 却也压李严一头。但是这勉强能解释得通,魏延毕竟是刘备勋旧,功劳殊多,而且还得利用他的军事才能,所以李严亦难提出不同意见。

  其三,坚决摘除李严的羈绊。刘备设计的新三驾马车,是以儿子刘禅作乘者。诸葛亮既然怀有取而代之的念头,当然要将三驾马车的政治格局加以改变。相比较而言,涿郡籍势力最弱,一时半时难构成威胁,而且其代表人物刘琰已被虚悬,已“不预国政,但领兵千人,随丞相亮讽议而已”(见《三国志·刘琰传》),之后又借故将其杀掉;赵云是刘备勋旧,然能力有限,缺乏号召力;魏延虽为涿郡籍代表人物,可又是赳赳武夫,对政治一窍不通;且在性格上有致命弱点,即虽善待士卒,但性格高傲,缺乏亲和力,与同僚关系紧张,难以担当代表人物的重任。

  既是荆州籍,又是益州籍的李严就不同了,在诸葛亮眼中,这是位“部分如流,趋舍罔滞”(处理事务如行云流水,十分得当;该取则取,该舍则舍,从不迟疑)的人物,有杀罚决断;他是荆州人,又入川较早,同这两州官员都有渊源,容易形成自己的独立体系;白帝城托孤虽处于副贰地位,但掌握着兵权,这是一柄悬在自己头上的利剑。既然这是位威胁自己登上九五皇位的代表人物,当然要加以剪除。当诸葛亮独揽政务,自任益州牧并开府治事后,李严请求分益州五郡为巴州,由他出任州刺史一职;并以司马懿已开府治事为谈话由头,启发诸葛亮准许他开府治事。诸葛亮把这些请求均视为不怀好意,是向自己公然挑衅,当然要严词拒绝。但为了麻痹对方,也做出一定妥协,即任李严儿子李丰主督江州,算是不菲的安慰了。

  再从李严的角度考察其似乎极为“卑劣”的设州要求。永安宫托孤时,他是副贰。表面上看,是让他协助诸葛亮。稍一思索则大谬不然,刘备的用意,是让他协助诸葛亮辅佐新皇刘禅的。又让他以中都护身份“统内外诸军事”,且驻节江州。这种安排当然含有更为深刻的用意:军

  凤翱翔于千仞兮,非梧不栖;士伏处于一方兮,非主不依。乐躬耕于陇亩兮,吾爱吾庐;聊寄傲于琴书兮,以待天时。

、政分开,便于他自成独立体系,以维护新三驾马车的正常运行;驻节江州是作为王室藩屏使用的,可对变生肘腋的皇室威胁起牵制作用。中都护不符合汉时官制,是刘备的发明创造,官名本身已经赋予李严以特殊使命——保护皇室及都城。看到皇权被架空,三驾马车被摘套,李严当然有反对的充分理由。请示划出五郡由自己担任刺史,启发诸葛亮批准自己开府治事等,不是要分皇室权力,而是分已被诸葛亮独揽的权力,是完成刘备寄予的监督与制约使命,并没有什么不对的地方。显然,不是像有人所说的,李严挑衅了什么原则,而是李严触犯了诸葛亮砸碎三驾马车的意图。

  细究李严传,不难发现他在与诸葛亮相处之中,犯下了三个制命的错误。

  其一,轻而易举地交出兵权。南征讨伐叛乱时,李严应当仁不让地领兵出师,但是因软骨病困扰,当诸葛亮意欲自己领兵时,李严没有提出反对意见。当诸葛亮迟疑不敢出兵时,自己更没有主动请缨。军权交出去之后,李严就已成为砧上鱼肉,被贬被杀只是时机的选择。

  其二,不该书写“劝进表”。当他发现诸葛亮的皇帝意图之后,本应该据理力争,并敦促诸葛亮及时归政于刘禅。或干脆退身隐居。这虽然无补于事,也维护了自己的清正名节。千不该万不该的是,为投诸葛亮所好,公然写信去,“戒以勿拘之道”(不必遵守臣子忠君的名节),劝“亮宜受九锡,进爵为王”。劝进表一出,就失去了辅臣的身份形象,是公开卖身投靠。卖身投靠并不能打消对方的戒心,只能以失去涿郡籍、益州籍官员及士族的支持做代价。书写《劝进表》是李严的旧病复发。当年李严去益州投奔刘璋,先任成都令,后以才能升任为护军,并被派往绵竹抗击刘备,这是他第一次由行政长官转入高级将领直接领兵打仗的开始。李严到绵竹之后,并没有分兵布防,而是开城归降了。这一次不过是当年变节的故伎重演,荆州籍对他提防自不待说,涿郡籍、益州籍因之唾弃他亦在情理之中。

  其三,更名李平耐人寻味。公元230年,因曹真出动三路大军直扑汉中,诸葛亮提升李严儿子李丰为江州都督督军,接替李严原来的职能,命李严率两万军队开赴汉中。第二年,诸葛亮举行第四次“北伐”,命李严为中都护参与相府事务,李严遂改名李平。自古至今,成功者考虑到姓名中积淀了太多的政治资本,所以罕见更名者,除非有特殊原因,如避讳。李严是在说不清道不明的情况下更名的,严字有严格、严肃等含意,进而有坚持大节不随流俗的延伸。更名可以理解为想痛改性格中“严厉”的弱点,但他没有这个弱点。从更名时间上观察,更像一

  竖子欺吾年老!吾手中宝刀却不老!

封别具一格的效忠信!表示他能放弃原则决不信守刘备的嘱托,不再坚持忠于刘禅的立场,心如止水,不生波澜,能心平气和地接受并拥护诸葛亮取而代之的举措。也许,这一分析不符合李严更名的本意,但在客观上,已经准确无误地传达了以上信息。更名是一个强烈信号,是低三下四恳求诸葛亮信任自己。然而在诸葛亮看来,李严之前已有变节经历;如今又变节投靠,如此反复无常的小人岂能使用!向以忠顺作为选才第一标准的诸葛亮,当然十分厌恶这类人了。然而李严是大才,己不用必为人用,定会对自己构成巨大威胁,当然是废掉为好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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