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浅谈三国奏议文略论

本文发表于2022-02-22 03:14:56 最后修改于2022-02-22 03:14:560人浏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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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《文心雕•;章表》:“魏初表章,指事造实,求其靡丽,则未足美矣。”魏初奏议文秉承汉代余绪,以平实为主,不尚华丽,表章如此,奏疏更是如此。曹丕认为“奏议宜雅”,与“诗赋欲丽”不侔,亦对继承汉代奏议渊雅文风有所引导。总体而言,曹魏时期奏议文多关乎时政,平实畅

  头破血流。不撞南墙不回头。

达。例如,王朗《谏文帝游猎疏》、王肃《谏征蜀疏》、陈群《明帝莅政上疏》、高堂隆《星孛于大辰上疏》、杜恕《请令刺史专民事勿典兵疏》等,皆言之有物,文风质朴。然而,魏晋时代,文学已然自觉,创造美丽,追求新变,是这一时代文学之历史使命。在此情形下,曹魏奏议文亦生发出华彩丽靡的一面,此与曹丕、曹植之文密切相关。

浅谈三国奏议文略论

  曹魏奏议文浮华之风肇始于曹丕上书让禅。关于曹丕禅代事,《三国志•;魏书•;文帝纪》注引《献帝传》有翔实记载。先是左中郎将李伏上表言符谶,以为禅代合之。曹丕览之,令示外。于是,魏王侍中刘廙等、太史丞许芝等、侍中辛毗等、督军御史中丞司懿等轮番奏言符谶事,请以代汉。曹丕下令逐一辞之,反复申述“吾之斯志,岂可夺哉”。接下来,献帝册诏魏王禅代天下,尚书令等、辅国将军清苑侯刘若等、侍中刘廙等又轮番奏请,曹丕又先后十次下令辞禅代、让玺授,同时三度上书让禅。最后,相国华歆、太尉贾诩、御史大夫王朗及九卿“敢以死请”,曹丕终于下令受禅,曰:“群公卿士诚以天命不可拒,民望不可违,孤亦曷以辞焉?”《文心雕龙•;章表》云:“昔晋文受册,三辞从命,是以汉末让表,以三为断。曹公称为表不必三让,又勿得浮华。”曹丕此番让禅表演颇下工夫,可谓繁文缛节,虚词连篇,完全背离其父遗训,为魏代公牍文开启浮华势头。叶适《习学记言序目》“魏志”云:“魏文之所欲者禅代尔,而符瑞章奏,劝进辞让,前后节目,连篇累牍,存之极无谓,然可以见其辞烦而理寡也”。

  建安时期,以三曹、七子为中心,邺下文人集团创作云蒸霞蔚,彰显文学之自觉。曹丕长于诗赋,虽经历了从文士到皇帝之变化,“好文学”之性情未曾改变,不免为奏议文文采之注入创造了重要的外部环境。时下文人趋驰骋才,不仅表现于挥毫公宴,亦见于对扬王庭。《文心雕龙•;章表》云:“琳、瑀章表,有誉当时;孔璋称健,则其标也。”陈琳、阮瑀章表为时人所赞誉,可惜不传于后世。曹植表文代表着这一时期奏议文发展之新变。

  关于曹植文学创作,历来治文学史者多以曹丕登基为界,分为前后两个时段:前期以《白马篇》之类作品为代表,英气勃发;后期则以《赠白马王彪》等诗文为代表,深沉抑郁。我认为,曹植的文学活动可分为建安、黄初、太和三个阶段:前两个阶段以诗文为主,建安时期洋溢着蓬勃朝气,黄初时期则满含沉郁;太和时期可以独立为第三阶段,以表文为主,兼容前两个时段之特质,热情与哀愁并注,英气与忧郁交织。曹植文学创作阶段两分法论者无疑重视其诗赋,对于章表类应用文体不免有所忽视。实际上,章表不仅是曹植最后阶段的主要创作,亦是其文学创作的重要组成部分。太和时期,曹植人到中年,经历了从少年得志到备受打击的人生剧变,心态有所改变。如果说黄初时期的痛苦在于同室操戈、萁豆相煎,此时曹植的忧虑则主要是盛年不再,功业无成。加之魏明帝曹叡即位,虽然同样遭受猜忌,但曹植的境遇毕竟比曹丕时期有所改善。因而,此时的曹植愈发有一种强烈的建功立业的激情,视辞赋为“小道”,渴望“戮力上国,流惠下民,建永世之业,流金石之功”,此种心态与情绪正是借助这一时期的奏议文来传达的。在太和阶段,曹植奏议文主要有《求自试表》、《又求自试表》、《谏伐辽东表》、《转封东阿王谢表》、《上卞太后诔表》、《谢妻改封表》、《入觐谢表》、《求存问亲戚疏》、《上疏陈审举之义》、《上书请免发取诸国士息》等,英姿勃勃,惊采艳艳,汉魏奏议质朴文风至此为之一变。例如,《三国志•;魏书》本传云,太和元年(227),曹植徙封浚仪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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