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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洛神赋》背后的惊世阴谋

本文发表于2022-02-18 03:45:30 最后修改于2022-02-18 03:45:300人浏览
  历史一直都是大家晶晶乐道的话题,今天国历史频道就给大家来说说三国,如果有什么问题欢迎大家讨论

  黄初三年,余朝京师,还济洛川。古人有言,斯水之神,名曰宓(fú)妃。感宋玉对楚王神女之事,遂作斯赋,其辞曰:  余从京域,言归东藩,背伊阙,越轘(huán)辕,经通谷,陵景山。日既西倾,车殆烦。尔乃税驾乎蘅皋(hénggāo),秣驷乎芝田,容与乎阳林,流眄(miǎn)乎洛川。于是精移神骇,忽焉思散。俯则未察,仰以殊观。睹一丽人,于岩之畔。乃援御者而告之曰:“尔有觌(dí)于彼者乎?彼何人斯,若此之艳也!”御者对曰:“臣闻河洛之神,名曰宓妃。然则君王所见,无乃是乎?其状若何,臣愿闻之。”  余告之曰:其形也,翩若惊鸿,婉若游,荣曜秋菊,华茂春松。髣髴兮若轻云之蔽月,飘飖兮若流风之回雪。远而望之,皎若太阳升朝霞。迫而察之,灼若芙蕖出渌(lù)波。秾纤得衷,修短合度。肩若削成,腰如约素。延颈秀项,皓质呈露,芳泽无加,铅华弗御。云髻峨峨,修眉联娟,丹唇外朗,皓齿内鲜。明眸善睐,靥(yè)辅承权,瑰姿艳逸,仪静体闲。柔情绰态,媚于语言。奇服旷世,骨象应图。披罗衣之璀粲兮,珥瑶碧之华琚。戴金翠之首饰,缀明珠以耀躯。践远游之文履,曳雾绡之轻裾。微幽兰之芳蔼兮,步踟蹰于山隅。于是忽焉纵体,以遨以嬉。左倚采旄(máo),右荫桂旗。攘皓腕于神浒兮,采湍(tuān)濑之玄芝。  余情悦其淑美兮,心振荡而不怡。无良媒以接欢兮,托微波而通辞。愿诚素之先达兮,解玉佩以要之。嗟佳人之信修兮,羌习礼而明诗。抗琼珶(dì)以和予兮,指潜渊而为期。执眷眷之款实兮,惧斯灵之我欺。感交甫之弃言兮,怅犹豫而狐疑。收和颜而静志兮,申礼防以自持。  于是洛灵感焉,徙倚彷徨。神光离合,乍阴乍阳。竦轻躯以鹤立,若将飞而未翔。践椒涂之郁烈,步蘅薄而流芳。超长吟以永慕兮,声哀厉而弥长。  尔乃众灵杂遝(tà),命俦(chóu)啸侣。或戏清流,或翔神渚。或采明珠,或拾翠羽。从南湘之二妃,携汉滨之游女。叹匏瓜之无匹兮,咏牵牛之独处。扬轻袿(guī)之猗(yī)靡兮,翳(yì)修袖以延伫。体迅飞凫,飘忽若神。凌波微步,罗袜(mò)生尘。动无常则,若危若安。进止难期,若往若还。转眄流精,光润玉颜。含辞未吐,气若幽兰。华容婀娜,令我忘餐。  于是屏翳收风,川后静波。冯夷鸣鼓,女娲清歌。腾文鱼以警乘,鸣玉鸾以偕逝。六龙俨其齐首,载云车之容裔。鲸鲵(ní)踊而夹毂(gǔ),水禽翔而为卫。于是越北沚,过南冈,纡素领,回清阳,动朱唇以徐言,陈交接之大纲。恨人神之道殊兮,怨盛年之莫当。抗罗袂以掩涕兮,泪流襟之浪浪。悼良会之永绝兮,哀一逝而异乡。无微情以效爱兮,献江南之明珰。虽潜处于太阴,长寄心于君王。忽不悟其所舍,怅神宵而蔽光。  于是背下陵高,足往神留。遗情想像,顾望怀愁。冀灵体之复形,御轻舟而上溯。浮长川而忘反,思绵绵而增慕。夜耿耿而不寐,沾繁霜而至曙。命仆夫而就驾,吾将归乎东路。揽騑(fēi)辔(pèi)以抗策,怅盘桓而不能去。

《洛神赋》背后的惊世阴谋

  公元二百二十二年,魏黄初三年。曹植从邺返回封地鄄城的途中,他写下了一篇文章。

  在这篇文章里,曹植说自己在途经洛水时邂逅了传说中的伏羲之女洛神,极尽描摹这位佳人的风采神姿,字里行间充斥着强烈的倾慕之情。他就象是一位陷入疯狂热恋的年轻诗人,把所能想象到最美好的词汇,都毫不吝惜地加诸在这位女子身上。

  这就是中国文学史上赫赫有名的《洛神赋》。其中诸如“翩若惊鸿,婉若游龙“、“凌波微步、罗袜生尘”之类的描绘,已成为千古名句。

  在《洛神赋》的背后,还隐藏着一段耳熟能详的曹魏宫闱公案。据说曹植对曹丕的妻子甄妃怀有仰慕之情,却终不可得。《洛神赋》里的洛神,其实就是暗指甄妃,曹植籍着对洛神的描写,来释放自己内心深处最为炽热却被压抑已久的情感。

  唐代李善在《昭明文选》后的注解讲了这么一个故事:最初想娶甄妃的是曹植,结果却被曹丕抢了先,曹植却一直念念不忘。在甄妃死后,曹植入朝去觐见曹丕,曹丕拿出甄妃曾用过的金缕玉带枕给他看,曹植睹物思人,大哭一场。到了晚上,甄后之子曹睿摆宴请自己叔叔,干脆把这个枕头送给他。曹植揣着枕头返回封城,途经洛水时梦见甄妃前来与之幽会,有感而发,写成此篇。

  这是一个感人的故事,可惜的是,编的有点不靠谱儿。

  历史上的曹丕,是个出了名的小心眼,对自己的弟弟从来欲除之而后快,七步成诗的故事人人皆知。曹植被他死死囚禁在封地大半辈子,最后郁郁而亡。其他兄弟如曹彰、曹衮、曹彪等人,处境也是一样凄惨。曹丕这种防兄弟如防贼的态度,就连陈寿著史时都有点看不下去,评论说“待籓国既自峻迫,寮属皆贾竖下才,兵人给其残老,大数不过二百人。又植以前过,事事复减半,十一年中而三徙都,常汲汲无欢,遂发疾薨。”

  这样一个男人,如果知道弟弟觊觎自己老婆,不怒而杀之已属难得,怎么可能还会把老婆遗物拿出来送人呢?——何况送的还不是寻常之物,而是暧昧之极的枕头。后世李商隐揶揄这段典故,写了一句诗:“宓妃留枕魏王才”,可见枕头这东西,是很容易让人产生不良联想的。曹丕再缺心眼儿,也不会这么主动把一顶绿帽子戴在自己头上。

  由此可见,李善这个故事,编的着实离谱,不值一信。所谓曹植与甄妃如何如何,不过是文人的美好想象罢了。我一直坚信这是历史的真相。可当我再一次读完《洛神赋》的时候,对这个观点,却忽然有些犹豫了。赋中那种蕴藏着情真意切的心绪,那种澎湃浩荡的感情,一千年之后仍旧让人感觉到无比震撼。从人性的角度出发,实在无法想象,曹植歌颂的会是一位虚无缥缈的仙子,在现实里没有任何寄情。

  于是我重新开始寻找关于《洛神赋》的一切,不带任何偏见地去审视那段历史。越是寻找,我就越是惊讶,因为这一篇赋背后隐藏的东西,似乎远远超乎想象。

  挖掘真相是一项庞大、复杂的工程,如果没有一个正确的切入点,就很可能会迷失在史料的迷宫里。幸运的是,我找到了这把钥匙,得以开启了通往那个时代的大门。

  这把钥匙,就是《洛神赋》的原名。

  《洛神赋》本来不是叫做《洛神赋》,而是《感鄄赋》。历代许多研究者认为,曹植在黄初二年被封鄄城候,次年升为鄄城王,因此赋成此篇,以兹纪念。

  这看起来言之成理,可惜却不正确。汉赋之中,以地名为篇名的并不少见,如《二京赋》、《两都赋》、《上林赋》等等,却从来没有任何一篇是以“感+地名+赋”的格式命名。

  更深一步分析。鄄城在今山东西南,曹魏时属衮州济阴郡;而洛水则是在陕西洛阳附近,两处相隔十分遥远。曹植在一篇名字叫《感鄄赋》的文章里,却只字不提鄄城,反而大谈特谈渡过洛水时的经历。这就好像在《北京游记》里却只谈黄浦江一样荒谬。

  除非《感鄄赋》醉翁之意不在酒,别有所感。也就是说,这个鄄字另有含义。

  心细的人可能会发现。在《三国志》里,这个地名一律直书“鄄城”,如《程昱传》“张邈等叛迎吕布,郡县响应,唯鄄城、范、东阿不动。”可到了范晔写《后汉书》的时候,每提到鄄城,却都写成了“甄城”,其下还特意标明注解“县名,属济阴郡,今濮州县也。‘甄’今作‘鄄’,音绢。”如果这个说法正确的话,甄字和鄄字在那个时候是相通的。

  这里稍微要涉及到一点古文字知识。“甄”在当时并不读“Zhen”,按照许慎《说文解字》的记录,甄字的古音是居延切,发音为Juan,而“鄄”字读成绢,两字发音完全一致。加上“鄄”字与“甄”字形几乎一样,从垔部,古人将之混写一处,实属平常。

  我在《史记》里也找到了相同的记载。既可以写成“晋伐阿、甄”(《司马穰苴传》),又可以写成“膑生阿、鄄之间”(《孙膑传》)。可与《后汉书》同为辅证,证明甄、鄄二字,从两汉到魏晋南北朝时期,是可以通用互文的。

  曹植既然志不在鄄城,“鄄”又和“甄”通用,那么《感鄄赋》其实等于是《感甄赋》。而这个“甄”字究竟指的是什么,指的是谁,不言而喻。

  黄初元年,甄妃触怒曹丕,因此失宠;就在同一年,曹植莫名其妙地写了一篇《出妇赋》,中有“痛一旦而见弃,心忉忉以悲惊……恨无愆而见弃,悼君施之不终”之句,句句暗扣,似乎已有所值。其时曹植本人没遭遇什么变故,突然发此感慨,究竟为何,不言而喻。

  黄初二年,甄妃在凄惨中去世;就在同一年,曹植的监国谒者灌均给曹丕上了一份奏折,密告“植醉酒悖慢,劫胁使者”。于是曹植被贬为安乡侯,次年又被远远地撵到了鄄城。到底是什么事情能让曹植心神大乱,以致于醉酒闹事到“劫胁使者”这么失态,同样不言而喻。

  如果这些证据都还是捕风捉影的话,那么接下来的事实,却是明确无疑:曹丕与甄妃的儿子曹睿即位之后,下诏改《感甄赋》为《洛神赋》。若不是怕有瓜田李下之讥,对自己母亲名节有损,我想曹睿也不会特意去关注一篇文章的名字。

  可见曹植写赋借洛神之名缅怀甄妃一事,并非捕风捉影。李善之说,有本可据,只不过他加了太多的虚构细节渲染,反而削弱了这个说法的可信程度。

  也许这时候会有人要问,你绕了一大圈,除了论证出曹植确实对甄妃怀有感情以外,岂不是一无所得吗?并不是这样,这只是一个开始。

  现在我们清楚了,《洛神赋》中的洛神,就是甄妃的投影,曹植在赋中表达的,是对甄妃的深切眷恋之情。那么接下来,一个巨大的矛盾便缓缓浮出水面。

  曹丕是识字的,文章写的极好,与曹操、曹植在文学史上并称三曹。曹植在甄、鄄二字上玩的这么一个浅显的文字游戏,根本瞒不过曹丕的眼睛。前面说了,曹魏对藩王的限制,是极其严苛的,稍有举动就会被无情打击。面对这么一个小心眼的哥哥,曹植还敢写这种调戏嫂子的东西,莫非他不要脑袋了么?

  事实比猜测更为离奇。《感甄赋》面世之后,史书上没有记载曹丕对此有任何反应,也没曹植采取任何措施。要知道,在前一年,明明曹植喝醉酒了,监国谒者都要打小报告给曹丕。曹植这次公然调戏到了自己媳妇头上,曹丕居然无动于衷,实在太不符合逻辑。

  当两段史料产生矛盾时,要么是其中一段史料是错误的,要么是两者之间缺乏一个合理的解释。

  《三国志》的记载是可信的,而《感甄赋》也是真实的。既然两者都没问题,那么只能是解释方法的错误。也就是说,围绕着《感甄赋》,甄妃和曹丕、曹植之间的关系,并不是夫妻二人加一个精神第三者这么简单。

  简单介绍一下甄妃的生平。她是中山无极人,名字不详,后人因为《洛神赋》里洛神别名宓妃的缘故,把她叫做甄宓。严格来说,甄宓这个名字是不存在的,不过为了行文方便,下文姑且如此称之。

  甄宓生得极为漂亮,十几岁就嫁给了袁熙。袁绍失败后,曹丕闯进邺城袁氏宅邸,一眼就看中了甄宓,欣然纳入房中。甄宓为曹丕生下一儿一女,即曹睿和东河公主。后来曹丕称帝之后,宠幸郭氏,甄宓年老色衰备受冷落,屡生怨滂,竟被赐死。死时被发覆面,以糠塞口。后来曹睿即位之后,杀郭氏以报母仇。

  表面来看,甄宓与曹植之间没什么纠葛,最多是后者单相思罢了。好在曹植是个文人,文人总喜欢发言议论,所谓言多必失,总会在不经意间流露出一些讯息。凭借这些讯息,我们才有机会揭开迷雾。

  在反复查阅中,我终于在曹植写给曹睿的一封书信中,发现了一条微弱的线索。这条线索非常晦涩,可当它从历史尘埃里被拎起来以后,我却发现它所牵连出来的,却是一连串令人瞠目惊舌的真相。

  曹植是一个有雄心的人,他对自己被软禁而无所作为的境况,感觉到非常郁闷。史书上说他“常自愤怨,抱利器而无所施,上疏求自试”,意思是曹植觉得自己的才干没有得到发挥,经常上书希望能为朝廷做点事。

  哥哥曹丕没给他这个机会,但侄子曹睿也许还有的商量。于是,在曹睿即位后的第二年,曹植给曹睿上了一道疏。在他的这份疏里,曹植挥斥方遒,慷慨激昂,嚷嚷着要杀身靖难,以功报主,实在是一篇文采斐然的好文章。其中有这么一句:

  “臣闻明主使臣,不废有罪。故奔北败军之将用,秦、鲁以成其功;绝缨盗马之臣赦,楚、赵以济其难。”

  这句话不太好理解,里面一共用了四个典故。“奔北败军之将用,秦、鲁以成其功”典出秦将孟明视和鲁将曹子,这两个人屡次打了败仗,却始终受到主君信赖,后来发愤图强,一战雪耻。“绝缨盗马之臣赦,楚、赵以济其难。”其中盗马典出秦穆公。秦穆公的一匹马被山贼偷走,他非但没生气,反而说吃马肉不喝酒容易伤身体,于是送了坛酒给这些偷马人。山贼们很受感动,在秦、晋交战中救了秦穆公一命。因为前句已经用了秦,而秦君为赵姓,所以这里用了赵字互文。

  以上三个典故,都是古籍里常见的。真正有意思的,是第四个典故:“绝缨。”

  绝缨这个典故出自楚庄王。据《说苑》记载,楚庄王有一次宴请众将,日落不及掌灯,席间漆黑一片。有人趁机对楚庄王的姬妾动手动脚,姬妾急切下扯下他的冠缨,告诉楚庄王说只要点起灯来,看哪个头上无缨的,就是坏人。楚庄王却吩咐众将把冠缨都扯下来,然后再点起火把。数年后,楚庄王表彰一位杀敌极其勇敢的将军,将军坦诚就是当年绝缨之人,为了报答主君宽厚之恩,方舍身杀敌。

  臣子给主君上书的时候,这个典故是不能随便乱用的,否则就是诸葛亮所说的“引喻失义”,让人怀疑你对主君老婆起了不良念头。曹植忽然抛出这个典故,本意是想向曹睿表明自己上阵杀敌的强烈意愿,可也等于是堂而皇之地向曹睿表明,他曾经和皇帝的妃子发生过类似“绝缨”一样的关系。这位妃子,只能是他一直迷恋着的甄宓。

  紧接着这个典故,曹植又写道:“臣窃感先帝早崩,威王弃世,臣独何人,以堪长久!”这句话就近乎赤裸裸的威胁了:“我兄弟曹丕已经死了,曹彰也挂了,我算什么人,居然能苟活到现在。”重点就在于“臣独何人”四个字的正话反说,明明是在向曹睿强调:我是因为有特殊理由,才能活到现在。而这个理由,曹睿应该是十分清楚的。

  曹植怕自己这份奏章不被通过(原文:植虽上此表,犹疑不见用),不忘最后补了一句:“呜呼!言之未用,欲使后之君子知吾意者也。”这句话表面上是递进关系,其实是一个伪装了的虚拟语态。不是“就算我的奏章没被采用,也好歹能让别人知道我的心意”,而是“如果我的奏章未被采用,那么别人可就会知道我的心意了。”

  在这封信里,曹植用“绝缨”这个典故来提醒曹睿:我和甄宓之间发生过类似“绝缨”的事情。对照接下来那两句语带威胁的口吻,所谓“绝缨”事件恐怕不是什么儿女私情,而是不能宣诸于口的极秘之事,这件事不仅牵扯到曹丕、曹彰之死,而且还是曹植这么多年来的保命符。

  所以曹植才在最后来向曹睿开出条件:如果“言之未用”那么我可就要“使后之君子知吾意者”。

  曹植不愧是一代文豪,这封信是一个相当有技巧性的隐晦暗示。在其他任何人眼中,它不过是篇言辞恳切辞藻雅驯的文章,惟独曹睿才能读中其中的微言大义。

  而曹睿是如何回答的呢?他的回信没有记录,不过曹睿很快就下诏,把曹植从雍丘徙封到了东阿。用曹植自己著作里的描述,雍丘是“下湿少桑”,而东阿则是“田则一州之膏腴,桑则天下之甲第”。可见这一次的徙封,不是出于猜忌,而是破格优待。

  面对一位藩王的威胁,皇帝非但没有采取报复手段,反而下诏优容待之,这在曹魏时代简直不可想象。如果曹睿不是心胸宽广的圣人,那只能说明他是心虚了。这样一来,也能够解释为何曹植写成《感甄赋》之后,曹丕明知其情,却毫无反应。他是不敢反应,因为他和自己儿子一样心虚。

  曹植一提甄宓的名字,这两位帝王就讳莫如深。可见曹植和甄宓之间,绝非毫无交集,这个交集,就是奏章里所谓“绝缨”之事。

  史书上没有曹植和甄宓接触的记录,不过却可以通过两人的履历来加以印证。

  建安二十一年年底,曹操东征孙权,当时随他去的有卞夫人、曹丕,还有甄后的两个孩子曹睿与东乡公主。甄后却因为生病,留在了邺城。而同时留在邺城的,还有曹植。

  本来这也没什么,你住你住的太子府,我住我的藩王邸,两不相涉。可曹植却并非优哉游哉地过日子。在建安二十年,曹操在出征救援合肥时,对曹植说:“我当年作顿邱令的时候,是二十三岁,回想起当时的所作所为,现在无愧于心。你今年也二十三了,可要自己加油啊。”(吾昔为顿邱令,年二十三。思此时所行,无悔於今。今汝年亦二十三矣,可不勉与!)

  曹操二十三岁做了什么事情呢?史无明载,不过他在当顿丘令之前是洛阳北部尉,“造五色棒,县门左右各十馀枚,有犯禁,不避豪强,皆棒杀之。”想来在顿丘做的事也差不多。

  可见当曹操出征的时候,他希望曹植能够坐镇邺城,维护大后方的稳定,所以拿自己在顿丘令任上的所作所为做例子,勉励曹植拿出狠劲来,该出手时就出手。曹植在此时所扮演的角色,相当于内务部或者安全局的最高领导,在曹操和曹丕远征期间确保大后方许都、邺等几个重镇的安全。

  而这时候甄宓在做什么呢?《魏略》记下了这样一件小事:曹操在这一次东征时,不光带着自己老婆卞夫人,还带走了甄宓的一儿一女。曹操三月份回邺城,而曹军主力一直到次年的九月才回来。卞夫人回来以后看到甄宓光彩照人,就很奇怪,问她说你跟你儿女离别这么久,应该很挂念才对啊,怎么反而容光焕发更胜从前呢?甄宓回答说:“有您照顾他们,我还担忧什么呢?”(自随夫人,我当何忧!)

  这个心态是很可疑的。儿行千里母担忧,儿女随军出征,就算是有可靠的人照顾,当母亲的最多是“不担心”罢了。可史书上描述此时甄宓的状态,用的词是“颜色更盛。”注意这个“更”字,说明甄宓的面色,比与儿女离别时更加光彩照人。换句话说,自从建安二十一年她公公婆婆丈夫儿女离开以后,甄宓非但毫不担忧,反而一直很高兴。

  人逢喜事精神爽,人的心理状态会如实地反映在生理状况上。本该“不担心”的甄宓,却变得“很高兴”,说明甄宓高兴的,并不是儿女出征一事。那么她到底在高兴些什么呢?

  在这之前,曾经有一次卞夫人随军出征得了小病,甄宓听说后彻夜哭泣,别人告诉她只是小病已经痊愈了,甄宓继续哭,不相信,说这是卞夫人安慰自己。一直到卞夫人返回邺城,甄宓望着她的座位哇哇大哭,说这回我可放心了,把卞夫人感动坏了,连连称赞她是孝妇。

  这两件事都是相当高明的马屁,高明到有些肉麻和做作,很有些王莽式的谦恭。就连裴松之都质疑说:“甄后言行之善,皆难以实论。”因此这些行为说明不了甄宓是孝妇,只能证明她有智慧,工于心计。她越是处心积虑地讨好卞夫人,越证明她是在掩饰些什么,图谋些什么。

  建安二十三年春正月,太医令吉本、少府耿纪、司直韦晃等人在许都发动叛乱,杀死了长史王必,最后被严匡平定。这起叛乱规模不大,影响却不小。它发生在刘备与曹操在汉中大战之时,关乎曹魏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,这已经不能用警卫疏失来解释。

  这种叛乱,必然是经过了长期酝酿、筹备和组织。所以它们爆发在建安二十三年初,策划却应该是在更早时候的建安二十二年。

  恰好在二十一年底到二十二年这段时间,邺城的太子妃恰好正因为一些说不清、道不明的事情即将完成而变得特别高兴。这两者之间,很难说没有什么因果联系。

  这等规模的叛乱发生在肘腋之间而官府全无觉察,内务安全的最高负责人曹植难辞其咎。可是,曹植虽然贪杯,却并非庸碌之徒,手底下还有杨修、丁仪、丁廙兄弟这样的干才,为什么还是让这起叛乱发生了?

  回想起曹植在给曹睿的奏章里说的“绝缨”事件,这个事件恰好可以把这一切疑问都串起来。

  甄宓很清楚曹植对自己的感情,并且敏锐地觉察到这种感情是可以利用的——还有什么比控制安全事务最高负责人更有效的叛乱策谋呢?

  当时的邺城,曹操卞夫人曹丕都不在,为甄宓提供了绝好的环境。她只需要略施手段,曹植这个多情种子就会不顾一切地钻入彀中。于是“绝缨”事件发生了,谁绝谁的缨,这很难讲,我们也无从揣测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。我们看到的只是结果。结果就是曹植玩忽职守,邺城与许都的治安变得漏洞百出。让吉本等人从容钻了空子,以致酿成大祸。

  这个贯穿建安二十一到二十三年的阴谋,就是绝缨事件的真实面貌。那么一个大致结论便可以得出来了:甄宓,应该就是这起叛乱的幕后推手,因为只有她,才能让曹植弃父王的嘱托于不顾。

  于是甄宓在建安二十二年安排好了一切,亲手种下这些叛乱的果实,然后兴致昂扬地看着它们发芽、结果。

  可是,我们现在知道的,只是一些发生过的事实,而这些事实背后隐藏的东西,始终还遮盖着重重的迷雾。每一个阴谋,都会有它的动机和目的。甄宓不是疯子,她如此处心积虑,究竟意欲何为呢?

  要厘清这个问题,我们须得从“绝缨”事件的后果开始说起。

  曹丕和曹植对于太子之位的争夺相当激烈,原本曹操更倾向于曹植,好几次差点就定了他当太子,可曹植的不修行检始终让他心存犹豫。在建安二十一年,曹操出征前对叛乱有所预感,所以有意把镇守后方的重任交给了曹植,算是对他的一次重要考验。如果曹植顺利通过,那么太子之位的争夺将会对他极其有利。

  结果呢?自从甄宓与曹植“绝缨”之后,曹植整个人变得非常不正常,二十二年成了他的灾难年。先是司马门事件让他失去了曹操的信任,然后是自己的亲密副手杨修被曹操杀死,更让他打击得是,曹操最终立曹丕为嗣。

  本来曹丕立嗣未稳,曹植尚有翻盘的机会。但二十三年初吉本的叛乱,彻底断送了曹植的最后希望。曹操在吉本叛乱后,十分暴怒,杀掉了汉献帝身旁一半的大臣。这种心态,也是对曹植失望的一种现实反映。

  可吉本这起叛乱本身,却透着蹊跷。我们可以看到,这次叛乱有两个共同点:第一,规模非常小,参与不过杂役家仆千人和几个文人;第二,政治影响非常大,天下为之骚动。

  叛乱规模越小,对国家影响越微弱;政治影响越大,对于责任人的压力就越大。这次叛乱选择的地点也很有讲究,在汉天子所在的许都,而不是邺城,可以用最小的混乱撬动最大的政治影响。就象是一捆精心设置好当量和爆破方向的炸药。让人简直要怀疑,这起叛乱的策动者,根本就没指望叛乱成功,只是为了引发对某些特定人物的致命批评。

  曹植作为内务安全最高负责人,对此责无旁贷。在二十二年,他已经失去了太多分数,二十三年的这起叛乱,成了压断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。他经此一役,彻底一蹶不振。

  “绝缨”之后,曹植的每一次不正常与失招,都紧紧地与立嗣联系到一起。于是整起事件最大的既得利益者出现了。

  他就是甄宓的丈夫,曹丕。

  他似乎一直都置身事外,但又都无处不在。甄宓一手策划的这一起叛乱,最大的受害者是曹植,而最大的获利者,正是曹丕。这忍不住让人联想,这起叛乱和之前的一连串小动作,莫非是曹丕故意派甄宓策动,用来打击曹植的?

  这本该是个猜想,不过,在建安二十四年发生的一件小事,让这个猜想变成了事实。

  当时曹操对于曹植仍旧抱有一点点希望,所以当曹仁被关羽包围,他给了曹植最后一次机会,任命他为南中朗将行征虏将军,派去救援曹仁。可谁知道曹植这个不知长进的东西,竟喝了一个酩酊大醉,醉到连将令都无法接。从此,曹操对这不肖子彻底失望。

  以上是出于《三国志》的记载。可《魏略》却给了另外一个不同的说法:“植将行,太子饮焉,偪而醉之。王召植,植不能受王命,故王怒也。”

  “偪”是“逼”的旧体写法。可见曹植的失态,并非出于本意,而是被太子曹丕所陷害。这次出征醉酒,并非一次孤立事件,而是证明了曹丕一直在紧紧盯着曹植,从来没有放松过警惕,也不放过任何一个使坏的机会——这当然也包括了司马门、杨修之死和甄宓策动的那次叛乱。

  曹丕很清楚,对付曹植,最有效的人选就是甄宓。只要甄宓出现,曹植就会因过度兴奋而丧失判断力。对于他这种权势熏心的人来说,只要能够害掉曹植,牺牲个把老婆也并非不可接受——他不会接受自己戴绿帽子,除非对上位有好处。

  而且派甄宓去做这件事,会非常安全。曹植是个至情至性之人,就算他发现了真相,也绝不会去告发甄宓,因为那会将他所爱之人置于死地。曹丕算准了自己弟弟这种幼稚的性格,才会肆无忌惮地利用甄宓一次又一次伤害他——甚至我有一个更大胆的猜想,在那次临出征前的对饮中,也许曹丕在席间只需轻轻透露说,甄宓是在利用你,曹植就会心绪大乱,借酒浇愁。

  没有什么比自己爱人伤害自己更痛的事了。

  而曹丕对于甄宓给自己戴绿帽子这件事,恐怕也并非毫无心结。这个心结在他登基之后逐渐膨胀,最后终于导致了曹丕与甄宓的争执,失宠以及甄宓最后的死亡。自私的男人,始终是自私的。

  事情很清楚了,曹丕是这一切的根源,他为了赢得立嗣之战,不惜派甄宓去诱惑曹植,借此打击竞争对手。证据确凿,板上钉钉。

  但他却不是唯一的一个获利者。

  其实获利者还有一个。

  这个人是曹丕身旁的一位智囊。这位智囊姓郭,没有名字,却有一个有趣的字,叫女王。我们不妨把她叫做郭女王。她不是什么谋士,而是曹丕的一个妃子,迎娶于建安二十一年。

  又是建安二十一年!

  郭女王与别的女人大不相同,甫一进门,就显示出了卓越的智慧。她对于曹丕的意义,不是女人这么简单,用史书上的一句话描述已经足够:“后有智数,时时有所献纳。文帝定为嗣,后有谋焉。”短短两句话,一个女中诸葛的形象跃然而出。

  让我们仔细咀嚼一下这两句话。“文帝定为嗣,后有谋焉”,意思是曹丕夺太子位,郭女王参与了谋划,而且起了很重要的作用,“时时有所献纳”。

  夺太子位的过程中,最重要的事情,就是打击曹植。而打击曹植最狠的,就是绝缨事件。因此,很有可能,绝缨事件就是这位“有智数”的郭后献纳给曹丕的计策。她是隐藏在曹丕身后真正的策划者。

  仔细品味这起事件,就会发现这个计划阴毒而细腻,它的成功完全建筑在对人心的掌握上:曹植对甄宓的倾慕心、吉本等人对汉帝的忠诚心、以及曹丕对太子位的野心。每一种心态,都有它独特的功能,利益链一环接一环,环环相扣,每一环都吃定上一家。曹植被甄宓吃定,甄宓被曹丕吃定,曹丕却被郭女王吃定。

  于是,在揭开政治阴谋的盖头时,我们发现里面另外裹着一层宫闱斗争的面纱。如此绵密细腻的谋划,大概只有天生对感情敏锐的女性才能有如此手笔吧。

  作为进门还不足一年的郭女王,若要扳倒与曹丕相濡以沫这么多年的甄宓,获得宠幸,只有行非常之策,才能达到目的。

  于是,在建安二十一年的某一个时间,郭女王向曹丕献了这个绝缨之策,然后曹丕给甄宓下达了指示。当曹丕带着郭女王离开邺城之后,曹植惊喜地发现,自己朝思暮想的甄宓,出现在自己面前……我甚至能想象出,郭女王离开邺城时,唇边带着的那一丝得意笑容。

  “甄宓啊甄宓,这一次无论你成功与否,都将不再受君王宠爱。”

  这是一个无解的计谋。通过这个计策,不光曹丕成功地打击了曹植,郭女王也成功地打击了甄宓。这是一石三鸟之计:巩固了自己在曹丕心目中的地位;赢得了曹丕的太子宝座;还让最大的竞争对手甄宓被迫给曹丕戴上了绿帽子。以郭女王对曹丕的了解,她知道这个男人即使是主动拿绿帽子戴,也会把罪过归咎到别人身上。

  事实也如她所预料的那样。曹丕登基之后,立刻冷落了甄宓,专宠她一个人。甄宓被郭女王谗言所害,死时被发覆面,以糠塞口,极为凄惨。而郭女王,却在曹丕力排众议的支持下,坐上了皇后的宝座。

  现在整个事件的轮廓似乎清楚了,可我们的探索仍未结束,因为还有一疑点尚待澄清。

  一个妻子也许会替丈夫去诱惑另外一个男人,但不会心甘情愿这么做,更不会有什么好心情。尤其是这个让自己自荐枕席的人,还是夫君的另一位姬妾。这对女人来说,是耻辱,不是荣耀。

  这一切,都无法解释她在建安二十二年在做这些事情时的快乐心情——我相信她当时的那种兴奋,是发自内心的。

  难道说,甄宓在与曹植的交往中爱上了他?这有可能,但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这一点。

  难道说,甄宓爱曹丕爱到太深,所以你快乐,我也快乐?这也有可能,但也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。

  曹植也罢、曹丕也罢,史书里甄宓对他们都没有什么特别的感情。那个时代生存的女性,当她对爱情失去兴趣的时候,真正能让她开心的,只剩一件事。

  她的孩子。

  甄宓只有一个儿子,叫曹睿,就是后来的魏明帝。

  建安二十一年的时候,曹睿只是一个小童。而且他不在邺城,而是跟着爷爷奶奶爸爸妹妹东征去了。他在邺城的这些惊心动魄的斗争中,扮演的是什么角色呢?

  我一开始,猜测也许是曹丕故意带走了曹睿,以迫使甄宓完成他的计划。但这还是解释不了甄宓的开心,没人会在自己孩子被挟持走以后还高兴成这样。后来一位友人提醒我,仔细地去看一看曹睿的来历。我去查了一下,不由得大吃一惊。

  这个发现太重要了,它就象是一道闪电,驱散开了所有的疑虑。我错了,曹睿不是邺城布局中的一枚小小棋子,事实上他才是真正的核心关键!

  曹睿死于景初三年正月,时年三十六岁。古人以出生为一岁,以此倒推回去,那么曹睿应该是生于建安九年。

  建安九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?

  《魏略》曰:“熙出在幽州,(甄)后留侍姑。及鄴城破……文帝入绍舍,姑乃捧(甄)后令仰,文帝就视,见其颜色非凡,称叹之。遂为迎取。

  《世语》曰:太祖下鄴,文帝先入袁尚府,有妇人被发垢面,垂涕立绍妻刘后,文帝问之,刘答“是熙妻”,顾揽发髻,以巾拭面,姿貌绝伦。既过,刘谓后“不忧死矣”!遂见纳,有宠

  《三国志》曰:及冀州平,文帝纳后于鄴。

  三段史料都确凿无疑地记载着同一件事:邺城被曹军攻破之后,曹丕在袁绍府中看中甄宓,并娶回了家。让我们再来看看《曹操传》里的记载:“八月,审配兄子荣夜开所守城东门内兵。配逆战,败,生禽配,斩之,鄴定。”

  曹军在建安九年的八月攻克了邺城;曹丕在同一月里迎娶本是袁熙妻子的甄宓;曹睿也在这一年出生。当这三段材料搁在一起的时候,一个一直被忽略但却极端重要的真相,出现在我们面前。

  曹丕在邺城第一次见到甄宓的时候,她至少带着六个月的身孕。也就是说,曹睿不是曹丕的亲生儿子,他的父亲是袁熙。

  这个事实有点令人难以接受,但对比史料给出的答案,却是毋庸置疑的。

  甄宓早有身孕这件事,曹丕肯定是知道的。不过大概是甄宓实在太漂亮了,曹丕舍不得,于是就姑且当一回便宜老爸。这在三国时代,也不算什么新鲜事,当初曹操打败吕布后,就纳了吕布部将秦宜禄的老婆为妾,秦氏当时已经怀孕了,后来生下一子,被曹操养为义子,名字叫秦朗,后来位至骁骑将军。

  这件事曹操肯定是不知道的,打完邺城之后,他忙着征讨袁谭,然后远征乌丸,回头还要征讨高干,管淳,等到忙完这些事情回到邺城,已经是建安十年的年底。他所看到的,就是新娶的儿媳妇给他生了一下一岁多的大胖小子。

  这是曹操的第一个孙子,他十分喜欢。《明帝纪》里说“明皇帝讳叡,字元仲,文帝太子也。生而太祖爱之,常令在左右。”而曹丕呢,也就装糊涂,没有点出这个误解。

  明成祖朱棣曾经犹豫是否立儿子朱高炽为太子,就去问解缙。解缙回了三个字:“好圣孙”,意思是朱高炽有个好儿子朱瞻基,于是朱棣才下定决心。可见长孙是立嗣中很关键的一个因素,可以拿到不少加分。曹丕既然志在帝位,当然不会说破这位长孙的真实身份。

  曹丕的打算是,反正自己还年轻,等到有了亲生儿子,把曹睿再替掉就是了。可惜的是,在随后的十几年里,曹丕就象是中了诅咒一样,生下的儿子几乎全部夭折。唯一健康的,只有这个流着袁氏血脉的小孩子。

  曹操对曹睿的喜爱。日复一日地变多,甚至感慨说“吾基于尔三世矣”(曹家要流传三代就要靠你了)

  为了掩饰谎言,必须要说更多的谎言来,当谎言的数量积累到一定程度时,曹丕已经无法回头。他已经不敢向父亲解释,这孩子不是曹家的,是袁家的,也没法解释为什么拖到现在才说出来。

  更麻烦的是,曹植那时候也有了自己的儿子,而且是两个。如果曹操知道了曹睿的身世,他在曹植和曹丕之间如何选择,没有任何悬念。

  于是,就这么阴错阳差,曹睿以长孙的身份被抚养长大。知道他身世的人,都三缄其口。

  知道这个真相之后,我们回过头来查阅资料,就会发现许多有趣的细节:

  比如曹丕一辈子生了九个儿子(包括名义上的曹睿),除了曹睿以外,其他八个儿子里三个早夭,剩下个个体质孱

  出人头地建奇功

弱不堪,除了曹霖以外没有能活过二十岁的,而曹霖和曹睿岁数相差至少有十五到二十岁。在夺嫡的斗争中,曹睿差不多可以说没有敌手。可就在形势如此明朗的情况下,曹丕对立嗣是什么态度呢?《魏略》:“文帝……有意欲以他姬子京兆王为嗣,故久不拜太子。”

  唯一的解释,只能是曹丕知道曹睿不是自己的种,所以才百般拖延,期待着自己的孩子快快长大。可惜天不遂人愿,还未能其他子嗣长大,曹丕先撒手人寰。一直到他临终前,还对曹霖念念不忘,最后选无可选,才勉强让曹睿上位。

  史书将曹睿迟迟不被立为太子的原因,归咎为甄宓被杀的缘故。现在我们知道了,曹丕只是不愿让鸠占鹊巢,让袁氏血脉流传下去——至于曹睿为什么后来又被立嗣,这与建安二十二年有着莫大的关系,同样惊心动魄,我会在稍后的段落里详细叙述。

  现在回到最初的话题来。在建安九年,甄宓带着袁熙的骨肉被曹丕娶走了,她的信念只剩下一个,那就是保护好这个孩子,好好抚养他长大。我们不知道她当时的心意,是出于对袁氏家族的责任,还是出于对袁熙个人的感情。也许单纯只是一个母亲出于本能为了保护自己的孩子吧。

  无论怎么样,曹睿是甄宓最重要的拥有,是她的生命。

  幸运的是,阴错阳差之间,曹睿被当成曹家骨肉而受到宠爱。甄宓知道曹操非常喜欢曹睿,同时她也知道曹丕很不喜欢曹睿。曹操在世时,这一点无须担心;倘若曹操一死曹丕即位,这个孩子的处境可就危险了。

  所以当曹丕受了郭女王的鼓惑,要求甄宓去实行“绝缨”的时候,甄宓应该是提出了一个条件。

  这个条件很简单,就是让曹睿封爵。只要曹睿封了爵,诏告天下,就等于从法理上确保了他曹氏长孙的地位,也就堵死了曹丕以后不认账的可能。

  曹丕急于扳倒曹植,于是便答应了甄宓的这个要求。于是从史书里我们可以看到,在吉本叛乱后的建安二十三年,曹睿被封为武德侯,正式被纳入继承人序列,顺位最高。

  这样一来,我们就不难理解甄宓在建安二十二年的兴奋,那是源自于母亲对儿子深沉的爱。当甄宓做完曹丕交给她的任务以后,她知道,自己终于为流着袁氏血脉的儿子在曹家的家系中确保住了位置。她容光焕发,她意气昂扬,她就象史书里记载的那样:“颜色丰盈,更胜从前。”

  当甄宓对着卞夫人脱口而出:“自随夫人,我当何忧”时,前半句是马屁,后半句却正是她内心的真实写照。是啊,孩子的前路已经铺好,我还有什么好担忧的呢?

  历史的车轮在向前转动着。曹操于建安二十五年去世。曹丕迫不及待地接过刘协的禅让,开创了曹魏一朝。当曹丕坐上龙椅,意气风发地朝下俯瞰时,他看到曹睿恭敬地站在群臣最前列。

  这时候,他发现天子也是没办法随心所欲的,比如废掉武德侯。诏告天下说这孩子是袁家的种?这会让皇室沦为天下笑柄。曹丕这人极好面子,断然不肯这么干。

  曹丕拿曹睿没辙,只能把这种郁闷迁怒于始作俑者甄宓。他拒绝将甄宓封为皇后,并且开始冷落她。而郭女王也不失时机的开始进谗言,现在的她不再惧怕甄宓,甄宓已经不再是威胁,她现在是嫉恨甄宓,因为甄宓有个儿子,虽无太子之名,却有太子之实,而郭女王自己却始终未给曹丕生下一男半女。

  甄宓生命中的最后两年是凄凉的。《文帝甄皇后传》里只记载说“后愈失意,有怨言。帝大怒,二年六月,遣使赐死,葬于鄴。”而《汉晋春秋》里的记载则更为惊心动魄:“初,甄后之诛,由郭后之宠,及殡,令被发覆面,以糠塞口。”

  一代佳人,就这么死去了。她一死,曹丕立刻力排众议,把郭女王立为皇后。而甄宓身后,除了曹睿之外,惟一一个为她痛哭流涕,以致胁持使者要上京的,就是在鄄城的曹植。

  于是,时间又回到了这篇文章开头时讲的《洛神赋》故事。还是同样的人,只是这一次的事略有不同。曹丕看到监国谒者的密报,心不自安,就把曹植贬为安乡侯,次年又转为鄄城侯。曹植这一次没有忍气吞声,而是做出了文人式的反击。

  他写出了《感鄄赋》。

  在《感鄄赋》里,曹植虚构了自己的一段旅程,把那一次“绝缨”的经历,诗化成了他与洛水女神的邂逅。他把与甄宓在建安二十一年底到二十二年初在邺城的那段交往,全部浓缩在了洛水那一夜中。

  甄宓的容貌、甄宓的体态、甄宓的幽香,甄宓的一颦一笑,还有甄宓的辞别,都被曹植细致入微地描摹出来。他不恨甄宓,尽管她欺骗了他,他却始终爱着她,如赋中所言:“恨人神之道殊兮,怨盛年之莫当。抗罗袂以掩涕兮,泪流襟之浪浪。”他恨的,是那个幕后的主使者,也就是他的哥哥。

  曹植写完这一篇《感鄄赋》后,没有刻意隐藏,他相信很快就会有人偷偷抄录给曹丕,而且曹丕肯定会识破他在“鄄”和“甄”之间玩的小花样。这就是他的目的。

  果然,曹丕很快就从监国谒者那里拿到了抄稿,看完之后却没有愤怒,只有恐慌。他领会到了赋中的暗示,曹植已经猜到了建安二十二年“绝缨”事件与那次叛乱的真相。

  这一篇《感鄄赋》,是宣战书,也是告白书。曹植不是为自己,是要为甄宓讨回公道,并借此痛快地抒发一次对甄宓的情怀——当着曹丕的面。

  曹丕有点慌,如果曹植把那件密谋公之于众,对自己将是一个致命的打击。他退缩了,就象《魏书》里说的那样,他连忙开始“哀痛咨嗟,策赠皇后玺绶”,把死去的甄宓追封为皇后,还把曹睿交给郭后抚养,以示无私心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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